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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2019-12-02 10:32:50   作者:匿名   点击:165

2019年9月21-22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大楼举行。德国、奥地利、英国、西班牙、俄罗斯、波兰、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巴西等国家的学者以及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吴江区教育科学研究室、上海青浦中学等教学研究机构的国内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研讨会分为三个主题,即“欧洲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和“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主任、历史系主任孟忠杰指出,历史教育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话题。19世纪后,历史教育被视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渠道之一。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不断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历史教育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平衡,如何实现培养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双重使命,已经成为各国历史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教科书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和要素。他们不仅服务于教学,而且还受到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影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国家如何在历史教科书中表达中国,如何描述中国,如何评价中国,都是既有趣又有意义的问题。虽然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不如50年前在大众文化日益繁荣的当代那么重要,但教科书塑造的中国概念可能会影响现在和未来几代人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的交流和对话,中国人民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了解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理解和基本方向。他还希望在未来,他能和参与其中的学者一起写一篇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理解一个更加立体的中国。本文是研讨会讨论的文本安排。

欧洲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阿洛伊斯·埃克教授和贝蒂娜·帕赖德博士介绍了“奥地利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埃克教授从法律框架、教科书出版涉及的各种因素和历史教科书内容的编写三个方面对奥地利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全面概述。

首先,奥地利教科书由国家批准,教育部下属的纪律委员会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分发情况。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它们是否符合教学大纲,它们是否符合学生的能力和自学愿望,它们是否考虑到相关的国内和欧洲事务、公民教育、语言表达和可读性等。教育部公布批准名单后,每所学校可以集体决定在该校实施哪些教科书。教科书的分发主要涉及政府的教育、出版社和教科书编纂者。教科书的内容与历史教育、社会学和公民教育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教科书的主题涵盖社会史、经济史、日常生活史、公民和公民教育,以塑造一个以民主方式理解的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叙述采取横向或纵向的路径,注重多种主题,根据学生的能力展示不同的历史。自2016年以来,奥地利实施了新课程和教科书。历史教育的变化也改变了教科书中对中国历史的表述。中国历史不仅根据时代被写入教科书,而且与奥地利教科书的多样化模块主题相联系。

帕雷德博士接着详细介绍了“奥地利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她比较了2008年前后的奥地利历史教科书,发现目前的教科书突出了三个主要内容: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欧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和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有些问题。很少提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没有明显的区别,中国和欧洲的交流停留在古代,对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描述也存在矛盾。巴西坎迪多门德斯大学的恩里克教授提出了教科书编写的客观性问题。埃凯尔教授回应道。他认为历史书是社会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奥地利,历史书的编纂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联合交流的结果,不能被视为完全客观。

奥格斯堡大学的迈克尔·沃布林博士发表了一篇题为《1970年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教科书中汉语主题的特点和趋势》的报告。沃布林博士首先介绍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教科书文化的特点。德国各州可以选择教科书。市场上有很多教科书,但是课堂教学不是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师可以自己选择补充材料。

在过去的50年里,德国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一直在减少,关注的话题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一直是次要话题。他选择了过去50年的5本教科书进行分析(每十年一本)。20世纪70年代,12页的教科书按时间顺序介绍了从孙中山到70年代初的中国历史。20世纪80年代选的教科书中有19页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它们是最精选的教科书,也是最全面、最不同的教科书。本书共8页,涵盖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重点介绍了中国从帝国主义时期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发展,以及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20世纪以来,在当代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的关注逐渐减少。赫尔曼·盖斯(hermann Geus)2012年的《地平线10》只聚焦中国4页。最后,沃布林博士得出结论,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植根于战后发展、德国历史和冷战的视角。这不是对中国历史令人满意的介绍,而是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在历史叙事框架内的结论性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人对其他话题的兴趣下降了。教科书中几乎没有关于中国的内容。中国的悠久历史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目前,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全球化、经济增长的局限性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上。然而,如何呈现历史和使用什么样的教具仍然取决于教师自己。

主题为“欧洲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的第二场会议由阿洛伊斯·埃凯尔教授主持。首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雷沙科娃·萨科娃(Rysakova Sakova)介绍了“当前俄罗斯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历史的特点”她说,俄罗斯教育系统的中学历史教学特别复杂。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从单一走向多元和自由,反映了作者不同的思想意识。在过去的十年里,俄罗斯形成了新的“民族主义”历史教学理念。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也在随时间线性推进。俄罗斯自己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同时教授。在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中,亚洲国家的历史主要是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与俄罗斯今天的外交战略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中,俄罗斯教科书将中国古代历史与欧洲所谓的“中世纪”重叠,主要关注科学、技术和文化,如四大发明、孔子和儒家思想、佛教、茶文化等。在19世纪,教科书主要关注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的压力变化。进入20世纪后,中国历史的比重增加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国晚清的政治改革和革命,特别是孙中山和联盟会(后来的国民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宝琳娜教授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俄罗斯教科书特别关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独特作用,并重点关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接下来,波兰贾格隆大学副教授阿格尼耶斯卡·库泽夫斯卡(agnieszka kuszewska)发表了一篇关于“波兰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形象”的报告。她以各种教科书为例,详细介绍了波兰“法律正义党”政府领导下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波兰历史教科书非常重视天主教教育,依靠天主教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在案例分析中,阿格尼什卡副教授表示,小学历史教科书侧重于撰写西方历史,而中国历史基本上局限于冷战时期。在其他时期,中国只出现了一些文明交流的片段。中学课本介绍了中国古代文明,包括孔子、秦朝、兵马俑等。他们还提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与波兰的关系。后来,学者们就波兰历史教科书中缺乏中国古代和现代历史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主题为“欧洲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的第三场会议由爱德华·维克斯教授主持。首先,伦敦大学学院的斯图亚特·福斯特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的报告。福斯特教授首先介绍了英国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他的研究集中在7-9年级(ks3),因为这一阶段的历史教学涵盖更详细的国家课程,是所有学生必修历史的最后阶段。1988年在英国进行的教育改革被引入国家课程框架,并于1991年开始实施。ks3国家课程总共需要七个模块,其中只有最后一个模块是关于世界历史的,学校可以选择学习世界历史的哪一部分。在1991年国家课程提供的备选题目中,与中国有关的题目是“从秦始皇到忽必烈”。2007年,出现了“现代中国的崛起”的主题,2013年,“中国清朝1644-1911”的主题可供选择。因此,可以看出英语教科书对中国的关注非常有限。原因可能是ks3课程强调对英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学习项目,教师对中国不熟悉,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也很少。此外,英国学校可以自由购买教科书,无需政府批准或授权,很少有学生拥有私人教科书。自2007年以来,他选择了23本适用于ks3的教科书,其中只有5本包含以中国历史为中心的章节,涵盖了“中世纪”的中国、清朝、毛泽东、毛泽东和现代中国,以及19世纪的中国。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历史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新史学”的兴起倡导学生自主探究式教学,但仍存在中国历史描述缺乏细节性和连续性等问题。后来,一些学者问英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是如何获得这些材料的。他们去过中国吗?福斯特教授回应说,英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不一定是专家和学者,但他们大多数都接受过历史教育,编辑过的教科书更可靠。恩里克教授想知道英语教科书如何描述中英关系,尤其是鸦片战争。福斯特教授认为中国和英国学生对鸦片战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英国学生更明白鸦片战争是一场辉煌的贸易展示,不会落在帝国身上。

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张丽娟发表了一篇题为《1991-2015年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的报告。张副教授首先介绍了确定课题范围的原因和样本选取的过程,并向参与者展示了30本教科书的名称、出版时间、年龄分布、出版社等相关内容作为样本。然后,介绍了其研究方法——频率分析和语篇分析。通过频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历史在英语教科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术语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民党、蒋介石和其他有关术语的比例。然后,以中日战争为具体分析对象,英国历史教科书忽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国民党相比,教科书高度赞扬共产党。日本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杀)长度也很少。最后,张副教授总结了30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特点:关注中国近代史,忽视古代史;毛泽东被认为是一个热点问题。材料选择已经过时;有些偏见。张副教授把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比作一条龙,有时神秘,有时沉睡,有时不可预测,或虚弱,或觉醒,或危险。它也被比作镜子。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描绘中国的现实和真相,不如说是讲述英国文化的想象和希望。

南京大学的赵晋博士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民族主义”。首先,吕博士介绍了历史教科书的社会意义,并强调本研究的社会意义主要反映了教育者打算向学生传达的中国形象。后来,吕博士指出了近代以来西方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即从科学史向“新历史”的转变。接着,陆博士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英国历史教科书的中国部分是否体现了“新历史”的特征:历史书的主要叙事对象、呈现观点的逻辑以及中国形象的连续性。最后,吕博士总结了他的论述:就叙事对象而言,这些历史教科书有很多政治内容,但也介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在分析逻辑中,结论主要是从具体(微观和中观)论据中推导出来的,更接近于“新历史”。然而,这种分析逻辑还没有真正实现。在叙事上,作者仍然试图呈现一个连贯的现代中国形象,民族主义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吕博士认为,通过作者的选择呈现的历史数据服务于特定的结论,这削弱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增加了讨论性。在这方面,吕博士认为,可以从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判角度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最后,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朱慧敏和李月琴带来了一份关于“英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形象”的报告。朱慧敏首先讨论了教科书中汉语形象的研究现状,他说,由于材料和语言的限制,目前研究不多,空间也很大。随后,朱慧敏介绍了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书名、适用对象、出版社和出版年份。然后,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有六个单元。第四个单元是“1919-1945年发展时期的中国和日本”。前三节专门讨论中国。通过分析该单元前三节对中国军阀、国共两党的主要描写,朱慧敏认为该书向读者展示了现代中国的三个形象,即软弱、受欺凌和屈辱。干扰和湍流;在抗战中寻求团结统一的形象。此外,本单元还对古代中国进行了一般性描述,将“长城”视为中国与世隔绝的象征。最后,朱慧敏总结了他的观点。虽然这本教科书是关于现代中国的,但从整理中,他发现它塑造了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读者形象:封闭与孤立的古代中国,软弱与屈辱,分裂与动荡,寻求统一的现代中国。这些图像不是分开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相互呼应的,展现了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复杂多样的面貌。并说其他英国教科书中对中国形象的描写是否与此相似?这还有待研究。

主题为“欧洲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的第四场会议由里拉·慕克吉教授主持。西班牙里奥哈大学教师贝伦·加西亚·诺贝尔哈斯发表了一份关于“西班牙的中国形象:教育作为塑造舆论的工具——西班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同步分析”的报告。白兰小姐首先介绍了这个话题的意义。教育对国家形象建设的长期影响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有不同的影响。接着,白兰先生用共时方法分析了西班牙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她指出,历史教科书在讲述中国历史时重复了四个主题:古代中国、19世纪的新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现代中国。内容各部分的质量和数量将随版本而变化。经过图表定量分析后,白兰先生选择了最新版本的典型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根据对从小学到高中各年级教材的分析,白兰老师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的建设至关重要。为了赢得国际支持,中国正在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形象。然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和共产主义时代。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杨山做了一篇关于“从法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的报告。她首先介绍了法国历史教育的背景。教学大纲由教育部制定,在法国全境实施。法国教科书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国家对重大问题的理解以及国家对中小学生思想认识的取向。近年来,法国教育部逐渐加大了在教学大纲制定中引入中国的力度。法语教材中与汉语相关的问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知识也越来越详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法国教科书中讨论中国的中心问题。它的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法国报纸,大约有七个来源。她分析了每份报纸的历史演变和立场倾向。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历史、地理和经济学的专业期刊文章。她总结了教科书数据源的三个特点:一是来自法国和中国的主要数据源和权威专业文献;第二,法国教科书应该注意选择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材料。第三,法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现了尊重历史事实、权威科学、多元化和开放性等特点。然后,她分析了教科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和局限性的评价。第一点是关于“强”字的使用。法国教科书中“强”的内涵与中国共产党使用的有很大不同。第二点是法国教科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出大量困惑和不解。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缺陷和不足。教科书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社会不平等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也改变了与邻国的关系。在报告的结尾,她强调法国教科书编纂委员会误读了中国的许多理论创作。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必须深入了解其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和现实。客观合理的教科书必须在对要讨论的问题有透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解释。

下午最后一场报告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弛与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的储春花的“法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两位报告人选取了近年来法国初高中通用的教材来分析法国历史教材中的中国形象。第一部分是关于古代中国汉王朝的记载。通过对“丝绸之路”和汉武帝形象的介绍,并借助大量汉代文化和科技相关的精美插图来体现当时中国的积极形象。除了横向与罗马帝国的比较,书中也关注了纵向分析,其中对“丝绸之路的古往今来”的分析是这册教材的突出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21世纪初法国不少中学生还从未听说过儒家思想和汉文化,仅仅十年过去,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部分是1949年至1989年中国形象的表述和分析。主要形象分为三个:红色形象、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形象、所谓的“资本主义”形象。法国教科书对于“红色”新中国形象的表述总体是客观的,同时也是“挑事”的。法国历史教材对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过多提及,但凸显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所体现的领导作用,同时肯定了万隆会议,认为其增进了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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